走上高山，融入邊疆，我無悔
告別家鄉到彩云之南，進入西雙版納邊陲之地，那是因為我上完初三后一次返回學校，在被造反派糟蹋之后散亂的圖書室里，翻到一本《邊疆曉歌》，就悄悄掖著取回了家（“偷書不算竊”，還盜過一本包括《最可愛的人》在內的魏巍作品選），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太大了。說的是昆明有一批年輕人，組成墾荒隊進入西雙版納的創業史。（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橄欖壩，曾經是云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三團，74年起恢復了橄欖壩農場的原稱），是個令人神秘而又向往的旖旎之處。
七一年過完春節沒幾天，廣播喇叭里就一陣緊過一陣地反復播放著號召“有志青年”去開發邊疆、種植橡膠的動員令，有公司黨委領導的慷慨陳詞，有某某大隊已經有多少人報名的動態報道，還有已經在云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七營落腳了的某位同鄉的體驗介紹等等，煥發了我胸中久藏的“好兒女志在四方”之情，報了名，檢了體，備了行裝，告別了親人，于1971年2月27日出發，經九天長途跋涉翻山越嶺，在3月9日這天下午到達了目的地——云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五營，分配在七連。
這個地方，是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勐捧人民公社的勐潤大隊，壩區（小平原）內是傣家人，半山區上是哈尼族，我們建設兵團則分布于兩處之中。當時的兵團，由農場而來，雖然遠在邊陲，但生產生活兩不誤，“一業為主”是種植橡膠，“多種經營”是保障生活，基本上能自給自足。一下子改擴建后，攤子大，戰線長，僅勐臘縣內的六團，就由7個營增至22個營。我們五營原來叫勐潤農場，一、二、三連已開割產膠，四連種水稻，五連制磚瓦，還有機務連和制膠廠，69年底一分為三，援建了15、19兩個新營，自身也新建了六、七、八、九、十、十一連和武裝連（72年撤消），職工人數增加了一倍多，整個勐潤地區的總人數則驟然增加了三倍多，物資供應跟不上是自然的了。
有文章說，進入勐臘、勐捧地區后，看到的只是一片連著一片的原始森林，除了黑乎乎、霧蒙蒙，啥感覺都沒了。
這話可不能當真，“美麗的西雙版納”絕不是浪得虛名。初來咋到時，老工人對我們說：游山玩水是個好地方，創業開發就不能那么浪漫了。如何看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取決于各人腦瓜子里的“三觀”和入疆的動機，有覺得是“廣闊的天地”的，有認為是“夾皮溝”的，就這么簡單。
事實誠如《邊疆曉歌》所述，從五十年代中期，西雙版納就有墾荒隊為發展橡膠事業披荊斬棘、開路架橋了。我們勐潤農場建立于六十年代初期，成員有部隊的退伍官兵、昆明的知識青年和湖南援疆拓荒的志愿人員。初創階段，他們借住在勐臘縣城邊的傣家竹樓，拎著砍刀，扛著鋤頭，一邊仰面砍除草叢竹木，一邊俯首開路夯道固基，櫛風沐雨半年多，才進入勐潤扎下了根，墾荒挖梯田，育苗植橡膠。所以，就有了連接勐捧、勐臘直至景洪、思茅、昆明的公路國道，才有了農場的推土機拖拉機，才有了秦磚漢瓦建造的一棟棟食堂、會堂、職工的住宅和單身的宿舍，我們五營的六個老連隊，住的就都是瓦房。我所在的七連，組建還不足半年，住房只能就地取材，用樹木、竹子、茅草建成，能遮陽，沒漏雨，加上原始森林本來就是個自然大空調，白天炎熱，入夜涼爽，住在里面沒感到什么不舒服或者不適應——我老家住的不也是稻草房？而且，各個營都有專業連燒制磚瓦，用以建房，所謂“一出勐臘縣城，就見不到“片瓦”之說，純是罔顧事實，胡編的謊言。
西雙版納土地肥沃，四季如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事在人為，要看連隊領導能不能統籌兼顧謀劃安排，要看職工手勤不勤，心齊不齊，組織得好管理得好出力流汗同心干的連隊，一年四季蔬菜吃不完，反之，就要“鬧菜荒”，半年三月喝“玻璃湯”。進入兵團，不分男女，每月定量統一四十斤，現在的人是吃不了的。但那時消耗大，油水少，消化快，就算是“八分飽”吧。我們七連的伙食，初到時確實不怎么樣，第一餐是卷心菜，第二天是蘿卜葉子，再后來主要是茄子，也有空心菜什么的。連里有個后勤班，有六名女工種蔬菜，一下子來那么多人，她們的“產出”明顯跟不上躺了。面對“青黃不接”，事務長老陳很上心，寧可徒步幾十里，從勐捧挑兩壇乳腐或者酸蘿卜回來，也沒讓我們喝過什么“玻璃湯（鹽水加白開水）”。因為還沒出旱季，連長老彭在我們到達的第四天晚飯后，就領著大家去一塊新開辟的菜田里，為栽下的豇豆、辣椒、卷心菜、茄子等澆水。兩個星期后，連隊組織大家筑壩挖魚塘，利用了好幾個星期日，大家伙干勁挺大，沒人借故不參與。雨季快降臨時，老彭帶著幾個伙伴上山，撒播了好多冬瓜子南瓜子。種下去，就有得收，收了就自家吃，新連隊，“基礎差，底子薄”，雖然緊巴巴，但蔬菜大體上能解決自我之需。為了解有無肉吃，我第二天就去看了豬圈，與喂豬的老羅——羅成方寒暄了一陣子，得知他曾經是當年朝鮮戰場上槍挑過美國佬的志愿軍戰士，是李志民將軍的兵。我閱讀過《星火燎原》，知道李志民是開國上將，時任福州軍區政委，不由得對他肅然起敬。老羅喂著一老一新兩頭母豬，五、六十斤的七、八頭架子豬，還有一窩啃著奶的幼崽兒，這都是老連隊支援來的。我估摸著，這幾頭豬玀能開吃，至少要過國慶節了。好在不久的“五一”、“八一”等幾個“大節”，還有挖梯田、修公路等會戰期間，營部對新連隊都有一定數量的補貼調來，讓我們不至于半年三月也吃不上一次豬肉。
抵達的第二天，連隊安排我們休息整理行禮，第三天開始辦學習班，圍坐在大榕樹下，除連隊干部外，營部的高營長、杞副教導員還有禹干事等也分別來上課，其中高營長的那一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我至今還猶響耳邊，大致記得其中的內容。
學習班結束后宣布分班，我編在一排，排長是彭發安，湖南籍老鄉；我任三班班長，副班長是高東人。文書程銘發給了每人一鈀鋤頭，一把砍刀，用來墾荒種植的，還有一頂用來遮陽的斗笠和一塊防霧的塑料布。然后，就是日復一日的上山下山八小時。一次在曼會尖山上清除燒壩后的殘骸，到山頂后的一棵大樹下歇息，我和根法、新福幾個惦著腳跟，能看到同為茅草房的六連，和已是磚瓦房的三連、五連和營部，就順口說了句：要是能再看得遠一點，看到老家的稻麥油菜花、東海里的浪潮就好了。不料此言一出，竟惹出大家的思鄉之情和哭聲一片——“走盡天邊，不如黃埔兩邊”，這下算體會到家了。不過，“既來之，則安之”，我們還是用“大道理”管住了“思鄉之情”，干完活一路下山，心緒在半途上就平靜了。
云南省與越南、老撾、緬甸等好幾個國家接壤，邊疆面積廣袤，民族雜居，國民黨反動派潰逃時在這些地區留下許多禍根，解放后土改時消除了不少，但因為境外敵對勢力殘余尚有騷擾，境內也有極個別死硬份子在暗中勾結作孽，因此，當地的對敵斗爭十分錯綜復雜。為徹底斬斷魔爪割除毒瘤，云南省委作出了開展階級復查、依靠積極因素、團結中間因素、化解消極因素的決策和部署，在勐臘縣先行試點。為此，要從建設兵團選調力量充當骨干。消息才傳開，連里就有人報名爭著要去，但不久又傳來“寨子里衛生條件很差”的說法，那位老弟又死活不愿去了。老彭遂換了我們三班的副班長，但因為是個女的，營部沒批準，讓老彭換人，老彭說無人可換。不料，負責這項工作的杞副教導員說；怎么沒人，你們那個范洪利不就挺合適？老彭回連隊對我說：我內心是不想讓你去的，可杞副教導員竟然點了你名，你就準備一下吧。于是，五月六日營部報到后，七日坐車進入勐臘縣城，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階級復查培訓班。
因為讀過《毛澤東選集》開卷首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農村土改政策文件選編》，所以，我對學習的相關內容都“似曾相識”，理解吃透都不太費力，幾次討論發言，讓一道的傣族干部、哈尼族干部對我“刮目相看”，和他們了新朋友，對開展工作很有好處。
勐臘縣培訓后，回到勐捧公社又學習了民俗風情，領導再三叮囑，住入寨子后不論與那個民族相處，都要注意紀律和形象，尤其在生活作風方面，不能“入鄉隨俗”放松自己。但進入哈尼族聚居的“扎蘇版”大隊不久，我們工作隊里就發生了兩起比“同吃同住同勞動”多了一同的“同睡”事件，其中一個是七營的上海籍知青李某，這廝曾經在學習班上漫罵哈尼山寨骯又臟，污辱哈尼姑娘黑又丑，怎么會不到三個月就被“色蛋”擊中了？真打心眼里鄙視他。領導安排我“約談”，在去“崮山虎”生產隊的路上，我本打算狠狠奚落他一番，但繞過山嶺進入寨子，見到李某萎靡不振夢懨懨的那副熊樣，覺得講啥已全是多余，對他說：你不適合在寨子里工作，回到連隊自己發展去吧。李某滿面通紅，瞪了我一眼，沒吭聲，卷起鋪蓋就開溜了。
除了有經不起“色蛋”考驗的，還有害怕艱苦的。在扎蘇版完成任務后，我又被抽調到麻木樹公社（如今的關累鎮），在瀾滄江畔的壩河大隊帕良生產隊工作了七個月。
那天清晨，帶隊的段指導員一再讓多吃點、吃飽點，還找來一盤咸菜佐餐，我也是撐開肚皮吃了兩大碗米飯，算計著足夠打發一上午了。但一上路、拐過公社駐地那片蔬菜基地，就掂出了斤兩，明白了段指導員的用意，那山是一座比一座高，那坡是一步比一步陡，才上又下，才下又上，上上下下全圍著山嶺子轉，好在一路上有好多處鑿進山腰的竹筒子，不住地流淌著清水，仰對著它，流入口中，甜絲絲，涼篤篤，能喝個痛快。嗓子不渴了，肚子餓開了，好在下午一點經過段指導員他們連隊蔬菜基地時，他安排兩個戰趕緊給我們整飯吃，卷心菜炒豬肉片，外加一個豆腐湯，一行七人狼吞虎咽吃了個飽，我是滿滿的三大碗。放下飯碗，抽了支煙，我們繼續趕路，看著太陽落山，感受到了瀾滄江面上吹來的涼風，段指導員才指著高處的燈光說：到我們連隊了，咱今晚就在這兒歇吧。這一天，我們翻山越嶺穿澗涉水，足足走了十一個小時。
到帕良寨是兩人，另一位是二營的知青張先生，一米八的大個，是個排長。到達目的地睡了一晚起來，到井邊洗刷汏衣衫，下去上來整兩小時，他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就罵罵咧咧嘀咕個不停。吃過飯，他抽著“春城”，吐了一陣子煙圈，對我說：昨晚瀾滄江刮來的風，涼得我一夜沒睡好，我得下山一趟，回去捎點衣物，也順便開點藥來備著，你給段指導員打個招呼吧。說完，就走了，自此，就再也沒見到過他。
段指導員得知后，擔心我獨力難支，曾經考慮抽人相助，但壩河大隊兩次會議匯報交流后，他改變主意沒安排人來；帕良的工作一次合格提前通過后，他要求我去另一個生產隊援助兩位解放軍戰士；撤回途中，他又把我留下，幫著為整個壩河大隊復查工作的圓滿劃句號。
一年多的復查工作，與哈尼族人民滾打在一起，勞動、生活、情感，酸甜苦辣咸，一關一關都過去了。如果說，在扎蘇版的成果是一個小集體、一個小團隊共同努力而取得的，那么，在帕良寨則全是自己單槍匹馬抗了下來的。這個生產隊有五十二戶，進去時2戶地主，3戶富農，5戶富裕中農，還有4戶“壞分子”，這么窮的寨子，舊社會承受著階級壓迫還有民族歧視，不得不在遠離水源的山嶺上安身覓生，咋會是“地富反壞”只少了個“右”？經過幾十個黃昏的上門走訪、座談摸底，得知當時成分劃分確實有偏頗，根據的不盡是解放前三年各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剝削、受剝削程度，而是那時當家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立場。因為，解放前這里曾是國民黨李彌軍的盤踞區域，屬下有個連長為非作歹，民憤極大，李彌軍逃竄至緬甸后，壩河大隊凡是曾經與那個匪連長有過瓜葛的，都給扣上了“異己”帽子，違背了實事求是和政土改策，是“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調動積極因素”的。為此，我堅持政策界線，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掌握原則，堅持依靠“阿琵（奶奶輩）”“阿波（爺爺輩）”，反復征詢意見尤其是不同意見，把政策與實情穩穩妥妥結合起來，讓各家“對號入座”，讓社員品頭論足。初榜公布后，全村一片歡騰，反對意見一條也沒有，幾戶“專政對象”摘除帽子后，幾乎是全家相擁，熱淚盈眶，一位叫阿二的小伙子，因為原來的“富農”改為了“下中農”，顯得特別的激動，奔過來拉著我的手，哽咽著說不出話來。離寨的那天上午，全村人夾道相送，又是阿二哭得最動情，告訴我大隊民兵連批準了他的申請，他現在已經是武裝基干民兵了。在新公社逗留期間，大隊支書告訴我說，阿二擔任了帕良生產隊的民兵排長。
一年多復查工作，我用了心，盡了力，沒有辜負組織和領導的期望，老百姓都很滿意，感覺很是踏實，覺得有幸乘上新中國“土地革命最后一班車”，鍛煉不小，收獲不少。
回到連隊，我先后擔任過排長、事務長，七三年調營部任報道員，建設兵團改制為農場后，任五分場青年干事、共青團工委副書記。這一段，恰好也是四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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